我中学前，有一次钢琴教师在她家里开音乐会，都是她的学生演奏，七大八小，如介绍我去的我的一个表姑，不是老小也已经是半老小，弹得也够资格自租会堂表演，上报扬名了。给我弹的一支，拍又慢，又没有曲调可言，又不踩脚踏，显得稚气，音符字字分明的四平调，非常不讨好。弹完了没什么人拍手，但是我看见那白俄女教师略了，才放了心。散了会她招待吃心，一溜低矮的小方桌拼在一起，各自罩上不同的白桌布，盘碟也都是杂凑的，有些茶杯的碟，上面摆的全是各小包，仿佛有蒸有煎有汆有烤，五八门也不好意思细看。她拉着我过去的时候，也许我张过度之后到委屈，犯起别扭劲来，走过每一碟都笑笑说：“不吃了，谢谢。”她着睁大了蓝睛表示骇异与失望，一个金发的环徐娘，几乎完全不会说英语，像默片女演员一样用夸张的表情来补助。

南来后也没见过烧鸭汤——买现成的烧鸭煨汤，汤清而鲜。烧鸭很小，也不知是鸭还是烧烤过程中缩小的，赭黄的邹上孔放大了，一粒粒疙瘩突，成为小方块画案。这尤其好吃，整个是个洗尽油脂，消瘦净化的烤鸭。吃鸭是北边人在行，北京烤鸭不过是一例。

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名额的骗，走遍旧俄，到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鱼馅包。我看了直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说《包》，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小在宴会中一面卖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近年来到苏联去的游客，吃的都是例有的香鱼酱等，正餐似也没有什么特。苏俄样样缺货，人到奔走“觅”排班，不见得有这闲心去这些费工夫的面了。

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小罗卜汤，学会了咬住鸭上的一只小扁骨，往外一来，像鞋。与豆大的鸭脑比起来，鸭真是长妇，怪不得它们人矮声“咖咖咖咖”叫得那么响。汤里的鸭淡白，非常清腴。到了上海就没见过这样菜。

在北方常吃的还有腰汤，一副腰与里脊小罗卜同煮。里脊女佣们又称“腰梅”大概是南京话，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叫“腰梅”又不是霉菜腌。多年后才恍然，悟是“腰眉”腰上两边，打伤了最致命的一小块地方叫腰，腰上面一寸左右就是“腰眉”了。真是语言上的神来之笔。

有异味。最近读乔·索梯诺（Sorrentino）的自传，是个纽约贫民区的不良少年改悔读书，后来了法官。他在狱中堂里吃粉炒，无法下咽，狱卒他吃，他呕吐被殴打。我觉得这壮小伙也未免太脾胃薄弱了，我就算是嘴刁了，八九岁有一次吃汤，说“有药味，怪味”家里人都说没什么。我母亲不放心，叫人去问厨一声。厨说这只是两三天前买来养在院里，看它垂丧气的仿佛有病，给它吃了“二天油”像万金油、玉树神油一类的油膏。我母亲没说什么。我把脸埋在饭碗里扒饭，得意得飘飘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

六○年间回香港，忽然在一条僻静的横街上看见一个招牌上赫然大书Tchakalian，没有中文店名。我惊喜集，走过去却见西晒的橱窗里空空如也，当然太了不能搁东西，但是里面的玻璃柜台里也只有廖廖几只两尖的面包与扁圆的俄国黑面。店伙与从前的老大昌一样、都是本地华人。我买了一只俄国黑面包，至少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总错不了。回去发现陈得其如铁，像块大圆石，切都切不动，使我想起《笑林广记》里（是煮石疗饥的苦行僧？）“烧也烧不烂，煮也煮不烂，急得小和尚一汗。”好容易剖开了，里面有一五六寸长的淡黄直发，显然是一名青壮年斯拉夫男手制，验明正无误，不过已经桔逾淮而为枳了。

离我学校不远，兆丰公园对过有一家俄国面包店老大昌（Tchakalian），各小面包中有一特别小些，半球型，上面略有酥，下面底上嵌着一只半寸宽的十字托，这十字大概面和得较，里面搀了酪，微咸，与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在国听见“十字小面包”（hotcrossbun）这名词，还以为也许就是这十字面包。后来见到了，原来就是糙的小圆面包上用白糖划了个细小的十字，即使初炉也不是香饽饽。

香港中环近天星码有一家青鸟咖啡馆，我大学的时候每次上城都去买半打“司空”（scone），一三角形小扁面包——源中期英语schoonbrot，第二字略去，意即致的面包。司空也是苏格兰的一个地名，不知是否因这土特产而得名。苏格兰国王加冕都坐在“司空之石”上，现在这块石搬到威士寺，放在英王加冕

老大昌还有一馅煎饼叫匹若叽（pierogie），老金黄，疲作布袋形。我因为是油煎的不易消化没买。多年后在日本到一家土耳其人家吃饭，倒吃到他们自制的匹若叽，非常好。土耳其在东罗时代与俄国同属希腊正教，本来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