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有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即明朝财政白银化的大改革。他的基本思路是将原有的税收和徭役全合并。以前农民要大米、力气。推了一条鞭法之后，农民只要了白银一切都不用。政府拿着钱再去请人盖房、搞利…至此，白银取代粮，成为了维持大明帝国运转的血。

照程序，河南、山东等地农民照当地一石米五钱银的价格缴纳赋税。然后这些银被朝廷送到边境。可是边境市面上没有那么多粮，米价势必上涨。五钱银肯定买不到一石米，军方的利益无形中被损失掉了。更为严重的是，以前的前线军队都囤积粮，白银化改革之后，大家都认为，有了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没有必要囤积粮。边疆一有战事，军队要击，必须临时购大批粮，导致粮价飙升。平常五六钱一石的粮，到了这个时候会涨到每石三两白银！结果军费开支无形中变成了原先的六倍。而给朝廷官吏发工资的麻烦更多，北京城里每到朝廷官员发俸禄的时候，粮、蔬菜等日常必需品就价格大涨。最后得朝廷不得不专门颁布规定，有一分人拿了俸禄之后不准在市区买菜，要跑到郊区去买。

但奇怪的是，尽几亿两白银中国，导致货币数量翻着跟往上暴增，但明朝的商品价格却依然常年低位运转，没有引起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朱元璋时期，江南一石大米的价格为两钱五分白银，折合铜钱二百五十文，明朝中期才涨到五钱银，这个价格接下来又维持了一百年左右，直到万历末年之前，除非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江南的大米价格从未超过每石一两。而其他品的价格也不算太贵：每斤四五文、猪每斤七八文、香油每升十文。一两银就能让一人家办席了。

举例来说，财政白银化的改革之后，农民从原来的把十石米运到边境给军队，改为上相应价格的白银，政府拿了白银再去买大米给边防军队。表面上看，前后好像一回事，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由此可见，尽晚明白银大量涌中国，但明朝的货币通量和商品数量依然常年保持着协调——很显然，在没有工业革命也没有海外民的情况下，明朝的社会生产力并未得到爆炸提升。、

所以，如果价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合理的解释就只有一个：大分白银并未市场通，而是被封存了起来——虽然大明的贵族、官宦和富翁，都知白银可以作为货币使用，但于中国人喜攒钱的本，更多的还是把它收藏起来。各位老爷富们，每年的项若是有富余，要么拿去置办田产，要么变

——无论在江南还是在北，一石粮都能让一个人吃上起码三个月。可如果换成一两银，在江南和北能够买到的商品数量，可就是天差地别了！

八百多万石。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财政收增长了五十倍，明朝的财税居然两百年不动摇。朱元璋的木乃伊真是千年不腐。在总收不变的情况下，皇族俸禄、官员贪污等各项开销却逐渐增长，最终让财政陷破产。

同样是一两银，在万历皇帝和康熙皇帝的治下，其实际购买力差了十倍都不止！

上述这些情况，还只是短期的价波动。至于长期的价变化趋势，则更加令人担忧——自从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瓷、丝绸等特产的渴求，欧洲人从洲发掘到的金银，还有日本岛上挖的银矿，都在源源不断地中国，其总数至少达几亿两之多，相当于一规模大的量化宽松。

因此，到了明朝中后期，这有些类似苏联战时经济的古董财政系，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最后终于垮掉了。对此，明朝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白银：如果把税收改为白银，农民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囤积白银既不会发霉腐烂，也不会被虫吃，无所谓损耗，而且白银运输起来也比运输大米方便的多。

可问题是，明朝的统治者缺乏现代金知识，他们只是把白银当作一个很方便的理工，没有想到白银和粮是不同的——它不是消费品，而只是一货币，代表的购买力随时随地都在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