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熊克武的半年的电报通信中，我向熊克武提了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我向他提，治藏的本在于治康，只有将西康平定，才有可能为西藏的长久稳定创造条件；我还向他提，政治争端应该政治解决，应该利用各方可能的同盟势力；在西藏的激改革是十分危险的，在险恶的环境下很有可能为外势力创造机会，我向他提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建议他派一得力将领驻军西藏，同时选一德望重之人面同西藏地方势力共同治理西藏，推行缓慢的渐的改革。

西藏问题由来已久，和蒙、新一样，这些问题都起于清末，在这背后都有着外国势力的影。随着新疆、蒙古问题的相继解决，国人要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大了。康区在前清大分的时间里分属四川、西藏分别辖，但至清末新政时期，随着英国第二次侵西藏，清政府设立川边边务大臣，首任边务大臣即为在平定当时康区动中有功的建昌员赵尔丰。赵尔丰明，他在东康区通过武力行推行改土归。其后，借着护送新任驻藏大臣藏的机会，赵尔丰带军越过金沙江，西康区，将整个康区纳川边地区，他照样用他的铁梨快速的改土归。接着他越过康区，藏区东边缘，所到之，包括怒江上游的三十九族绝大分、江达全、塔布东以及波密王辖地尽数划川边辖境，可以说赵尔丰的经营奠定了此时西康行省的基础。

后来，随着两军不断产生磨，在英国调停下，边军退甘孜，藏军退德格，双方开始隔离。自此，英国人也等着北京承认他制造的所谓既成事实了。不过世事难料，战后的英国本一片狼籍，又被拖军备竞赛，本已是

可以预见，在国、俄国支持的情况下，目前情势下的英国是不敢公然直接涉西藏事务的，现在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天赐良机。我在电报中向熊克武转达了我的看法，我这么苦婆心当然是为了定他解决西藏的决心。正是在这样一形势下，为调动熊的积极，我带让关内各省给予熊以支持，在通过民国党造成了一全国上下齐心一致的状态，我的行动得到了国民党、劳动党以及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辛亥革命以后，西藏形势一片混，内地驻藏军队被迫撤离西藏，与此同时1912年，藏军川边，昌都等地被围，但是显然此时四川、云南内统一、兵壮，主政的尹昌衡、蔡锷均为革命党人，自然不能容忍藏军如此猖狂，于是在川滇军队涉下，藏军无功而返，川军攻占距离拉萨两百余里江达，设立太昭府。但是，袁世凯不愿得罪英国，勒令川军停止军，大好形势就此断送年，**回藏，在西藏开始推行以扩军备战为中心的新政，在国际上利用英国迫使袁世凯举行政治谈判，1913年，谈判从两方演变到三方，前后9个月，最后无果而终，英国人手中的西姆拉条约由于没有中国的签字成为一张废纸。此后，英国人趁着各机会企图迫使袁世凯屈服，但是已经在蒙古问题上再了大跟，受到国人唾骂的袁再也不敢答应英国人的要求。

英国此时也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正酝酿建造4艘超级主力战舰（5万吨）。太平洋有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

此后，随着日本人通过二十一条造成独霸中国的局面以及内地的军阀混战，英国开始不断武装西藏，企图通过军事上的胜利迫使中国人屈服。与此同时，由于军阀混战，边防废驰，川边镇守使频繁更换，与此同时，西藏方面也为扩军备战付了昂的代价，在求战心切下，1917年，康藏再次爆发战争，结果康军战败，仓皇退过金沙江，最后在英国人的调停下，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江西只留盐井尚在边军控制之下，而江东安北面的德格、白玉、石渠、邓科四县也落藏军之手。自此藏军据有金沙江天险，起了以武偏安的梦。

然而由于大战刚刚结束，大的军费开支不仅使遭到战争破坏极大的英国难以承受，就连未遭战祸的日也到财政桔据。日本1921年的海军预算占国家支的32％，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的军费开支猛增到了日本国家总预算的六成，这样下去必然导致财政危机。如此局面是由于战争结束和与中国经济战而陷衰退中的刚刚稍有恢复的日本经济是难以承受的。